一天即将过去了，在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是时候用心地写一篇日记了。但是却发现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小编为同学们精心整理了武汉日记范文【4篇】，如果有助于您的写作，还请您介绍小编给您的同学。
武汉日记篇一
荆州实验小学五（4）班谢一文
今年暑假，湖北经视和巴拉巴拉童装武汉销售公司联合一起，组织全省所有实验小学的一些小朋友在武汉黄陂木兰草原风景区参加了一次夏令营，我参加了这次活动。尽管夏令营已经过去很多天了，但关于夏令营的一些零散的记忆，回想起来总是让我感觉很特别、很快乐。下面请随着我的笔尖来一起分享我夏令营一周生活的特别和快乐。
第一天：在路上
早上七点，我早早的起了床，迎来了这个“特殊”的日子。为什么特殊呢？因为我要离开爸爸妈妈去武汉的木兰草原过七天，这可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离开爸爸妈妈，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夏令营活动。梳洗完毕收拾好行李后，爸爸妈妈就陪我去了集合地点——学校。坐上去武汉的汽车，透过车窗，总感觉和爸爸妈妈还是有点依依不舍。根据行程安排，这个车还要去接其他地市的营员，晚上六点才安全到达我们所住宿的宾馆，随后老师立即给我分配了寝室，我住的是303寝室，同宿舍的有王方璇、陈思路、吴文煜、向纬。晚上开会，老师告诉了我们以后每天的活动安排。晚上，洗漱完毕就睡觉了。
第一次感受离开爸爸妈妈的生活，尽管所有的营员之间有说有笑，可我能感受到大家和我一样，也很想念不在身边的爸爸妈妈。
第二天：新奇的适应
我们早上五点就起床了，看了一小会电视再刷牙洗脸，已经7点了，我们看了看生活时间安排表：早上七点起床，开门开窗；八点集合，下楼吃早餐；九点上课；十一点吃午餐；十二点开始午休，下午两点到四点听老师的安排活动；下午五点晚餐，回去之后写日记，晚上九点睡觉。我像在学校一样的过了上午，中午老师一来检查就装睡，至于下午嘛，就在旁边的草皮上玩了两个小时，结果晚上的日记一个字也没有“憋”出来，好惨啊！我们寝室的所有营员都希望这七天快一点过去。
第三天：难吃的早餐
早上七点起床，然后吃早餐，这里的早餐好难吃啊！今天的米粉里面是白色的，外面是咖啡色的，又咸，实在是米粉中的“极品！”中午嘛！就是土豆好吃一点，其他都不好吃，老师还说四菜一汤、三荤一素呢！汤也没有很多水，很淡。菜全部都是素菜！晚餐也和午餐一个样，不好吃！今天我在日记里面写的就是菜，看看明天会有什么惊人的事情了！
第一次感受夏令营的伙食太差，和家里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第四天：批评与照相
早上，老师改了我的日记，就喊我去她的办公室，我一到，老师就批评我，说日记不可以这么写什么的，我在心里想，日记本来就要写自己心里所想的，怎么不能这么写？无奈、无奈、还是无奈！早上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最后一排，就躺在椅子上打瞌睡，走的时候，还是室友向纬把我喊醒的。
下午老师带我们出去照相，“翻山越岭”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到照相的地方。老师要第一排坐下第二排蹲，第三排座、第四排半蹲，第五排站。折腾了好久，老师按一下按钮就照完了。回去又走了“半天”。日记我就写了照相的过程。
武汉日记篇二
施正可，原名施铠，岳阳市云溪区人，1914年出生。在施正可家中，施正可回忆起他当年见到毛泽东的情况：
“我的父亲施中谷，1894年生，小毛泽东1岁，与毛泽东是湖南一师同届同学。因另一位云溪老乡李文明与毛泽东为同班同学，因此父亲得以与毛泽东交往，且关系不错。父亲考入湖南公立政法学堂后，曾与毛泽东主办过长沙文化书社。
当时，在家经常听父亲谈起毛泽东，父亲称他为咏芝。家里还有毛咏芝的书和一本日记。日记是用一师的笔记本写的。这本日记后在我岳父李世杰处见到过，后又转到我的老师曾福康处。因避免被当局发现，封面被扯掉，折放在夹页内，封面上书有毛泽东三字。抗战开始时，我还见到过这本日记。据说解放后土改时，日记被当时的云溪图书馆没收，不知是否还在？
1927年2月，父亲在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工作时，曾带我顺道到武昌督府堤农讲所看望毛泽东，父亲叫我喊咏伯。毛泽东请我们父子俩在青龙巷一名叫味必居的馆子里吃包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宁汉合流后，父亲到岳阳县法院当地方检查官。当时，我在学道岭下的教会学校崇贞小学读书。此时，国共分裂。毛泽东因公路过岳阳，住天岳山街万国红十字会岳阳分会（今金家岭巷口对面处）会长李若谷家。李若谷叫我去通知父亲，说毛咏芝要见他一面。第二天，毛泽东要走。他不敢在岳阳乘车，也不敢公开露面，因为到处贴着通缉毛泽东的通缉令。父亲和李若谷不敢送，叫我送毛泽东由偏僻小巷从吕仙亭沿铁道走到南津港。我还记得当时毛泽东穿一身长衫。到南津港后，毛泽东便叫我不要送了。后来他到什么地方去，我就不知道了。这件事我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1973年4月4日，毛泽东主席曾派人来我当时工作单位华中农学院垂询我的情况。”
根据现已披露的资料，毛泽东在1927年曾五次往返武汉与长沙间，其中四次有机会有时间途经岳阳。
武汉日记篇三
一九三七年的序幕揭开了，新年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喜的，然而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悲！
未来的一年，国际间将是战争呢，还是和平？在敌人的侵略下，‘我们是选择战，还是降？’这两个问题，日记里将有明确的回答，因为——
第一，这里面包罗着国内外时事的分析。
第二，这里面记载着个人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斗争生活。我相信，这本日记里，一定是字里行间，壮志凌云。
何伟元旦日看《壮志凌云》
何伟是何功伟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使用的别名。1937年元旦，他在上海与钱运铎、钱远镜兄弟一道观看了电影《壮志凌云》后，有感而发，便在钱远镜的日记本扉页上写下了上述这则题词。其题词虽然是诗人信手写成，但却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国际风云变幻和民族命运的高度关心，显示出一个成熟的革命战士在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中的冷静态度，也充分说明了他的言行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从字里行间，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光芒。
第二则题词是在1937年，挚友钱远镜离开上海，经董必武介绍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离沪时，何功伟题词赠钱远镜（钱远镜于1941年在抗日前线牺牲）。其词云：
在抗敌的炮火声中握别，
前方后方，都需要民族的斗士啊！
镜弟临别纪念。
何伟
九月四日
从诗意可见，何伟赠词以共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何功伟正在上海任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组织部部长，他随即率领一批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成员到武汉开展抗日救亡的服务工作。1937年12月当选为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农委委员。1938年2月调任中共武昌区委书记。同年7月奉命回咸宁重建鄂南党组织，开辟鄂南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先后任中共咸宁中心县委书记和中共鄂南特委书记。由于他的努力，鄂南十县除嘉鱼县外都建立了党组织，党员人数发展到500多人。他亲自率领抗日武装力量到处打击日寇汉奸，为鄂南抗日游击战争培养出一批骨干力量。1939年8月，他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写去《鄂南工作情况报告》，受到南方局的重视与肯定。他随后调到湘鄂西地区，同年9月当选为中共湘鄂西区委宣传部长。他在起草的《革命教育大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及当前的任务，要求每个党员的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要坚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强性，严格遵守党纪，保持党的秘密。如果被捕，在监狱和法庭上也要坚持斗争，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决不能叛党。”
继后，何功伟任中共湘鄂西区委书记和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经常往返于恩施、宜昌、沙市、松滋等地，深入基层开展工作。1941年1月20日由于叛徒出卖，何功伟在恩施被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并继续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爱国无罪，教育难友。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在刑讯威胁失败后，又派遣说客，以高官厚禄、公费留洋为诱饵，妄图诱使何功伟“改弦易张”，却枉费心机，受到何功伟的严词痛斥。随后，何功伟写信给父亲说：
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
他在《忆许云》中嘱咐挚友许云：
……你应该补上我的岗位，坚决地打击敌人！愿你同千千万万的人民踏着我的血迹前进！
何功伟坦然地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坚信他死后“革命自有后来人！”
只要活着就要继续不断地斗争，将监狱当作战场。在狱中，他想起了伟大的诗人屈原，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对祖国对民族忠贞不渝的崇高气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联想到自己抗日救国，壮志未酬，不禁感慨万分。遂即写下不朽的爱国诗篇《汨罗怨》，并亲自为之谱曲。还通过被教育感化的狱中看守老袁头将它传到女牢。从而对许多男女狱友起到很大的教育鼓舞作用。其诗云：
连年的流放，
天啊！
我如何竟变得这样的枯瘦？
举世皆浊，
何处是我的归宿？
吟不完的哀歌，
诉不尽的怨尤，
流不干的热泪，
说不出的心忧！
从来没听见过同调的声音，
除了那山旁女鬼相思的怨诉。
到处逢不到知己，
唯有向江中渔父略述我的衷曲。
是谁蔽障着美人的顾盼？
是谁阻塞了朝廷的贤路？
这地上的芳草始终馨香馥郁；
而那沉郁的愁云惨雾哟，
却总是笼罩着我们的宇宙。
啊！
这世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
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追求。
只是我这垂危的祖国哟，
还有谁来拯救？
还有谁来拯救？
这诉不尽的骚怨，
永远伴随那君山上的浮云共悠悠。
让这流不干的热泪，
永远化作那汨罗江中的清流。
何功伟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诗人，面对死神的即将来临和未酬壮志，情思奔涌，借着当时的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自由与专制、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统一与分裂、进步与倒退大激战的巨澜，他匠心独运写下这首《汨罗怨》。这和大诗人、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在抗日战争后期1942年1月所创作名垂青史的五幕历史剧《屈原》一样，都是借历史人物屈原的时代来影射政府反动统治的黑暗时代，借大诗人屈原的形象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两者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今天读来，仍可以唤起我们像诗作者何功伟那样，去继承和发扬屈原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光辉事业而努力奋斗。
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被敌人秘密处死，年仅26岁。遗体葬于恩施“五道涧”。新中国成立后，移葬于恩施城东五峰山烈士陵园。其遗作主要有《清江大合唱》《奴隶恋歌》《狱中歌声——忆许云》《汨罗怨》等。
武汉日记篇四
中日战争是国力、军力相差悬殊的两国之间的战争，因而艰难异常，险象丛生。本文特举出其中三个时刻，简略陈述其艰危之状，以见前人之竭蹶应对与最终取得胜利之不易。
一、淞沪战败，南京沦陷，高层多数主和
自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抗战，中国政府调集80万军队血战3月，终以敌强我弱等原因，被迫撤退，又以决定匆促，指挥无方，形成溃败。日军违反军事常例，在血战之后并不休整，火速进攻南京。12月13日，占领南京。首都沦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悲剧性的重大事件，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立即通电，声称中国军队退出，“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国策，其惟一意义，实只有更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1］此后的一段时期，坚决拒和，一面拒绝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一面则坚决抵制国民政府内部的主和派。12月15日，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当时的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②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这时更加缺乏信心。次日，他向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③。显然，汪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孔祥熙这时也从“倾向和议”发展为“主和至力”（日记1937年12月2日、27日）。12月18日，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
④当时，陶德曼的调停正在继续，担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较“和缓”的条件，诱使中国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12月26日，得悉日方提出的新议和条件，发现较前“苛刻”，认为“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内部不致纠纷，心头为之一安，决心“置之不理”。⑤12月27日，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于右任等甚至当面批评“优柔而非英明”。⑥会上，坚持拒和方针。28日，蒋与、孔祥熙、张群谈话，声称“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⑦次日，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针，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⑧认为，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其日记称：“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①1938年1月2日，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②他再次决定，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应该承认，南京沦陷，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但却是的抗战精神表现得最坚决、最热烈、最焕发的时期。1938年1月16日，决定，通知陶德曼：“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③17日，日记云：“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稳定内部矣。”④11月20日，迁都重庆命令，宣示进行持久抗战。日记云：“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这一时期拒和，是因为他明白，日军大胜，中国军队大败之际，谈和，其屈辱条件，只能超过“城下之盟”。由于的清醒与坚持，中国抗战度过了第一个艰危时刻。
二、广州、武汉沦陷，出逃，龙云计划附逆
1938年10月12日，日军3万人在广东大亚湾登陆。21日，占领广州，迅速控制邻近地区。自此，中国南方自海外获得物资的补给线被切断。27日，在东、南、北三个方向被包围的情况下，中国军队撤离武汉，南京沦陷之后形成的中国行政、军事中枢被迫再次转移。武汉会战期间，虽被选为副总裁，但其求和、妥协之心依然如故。南京沦陷时，他向提出“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此时，则背着，暗中联络云南龙云、四川刘文辉、广东张发奎等人，谋划组织第三势力，取蒋自代，与日本谋和。武汉失守之后，对抗战更加没有信心，认为“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3］他派亲信与日本代表在上海密谈，决定联合云南、四川、广东、广西四省反蒋势力，成立以为首的“新政府”。中日两国国力、军力悬殊，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之所和分道扬镳，力主抗战，其原因之一在于他对国际形势变化和国际援助存有期待。武汉会战期间，曾指望将中日战争国际化，“在外则望英美联合，激起国际干涉”，他甚至企望“与英、法、俄进行共同作战之计划”。⑤为此，他在撤出武汉后，迅速于11月4日召见英国大使卡尔，长谈4小时，次日，再谈1小时余。谈话中，为卡尔剖析日本侵占广州，其主要目的在于“打击英国”，“完全夺取英国享有一百年来历史的地位，而一跃为东亚之盟主”，要求英国切实援助中国，并和美国一起在“远东采取联合行动”，但是，任凭说得口干舌燥，卡尔或推托美政府不愿参加，或仅表示“彼个人对华尚有深切之同情”。
国际援助无望，加强了主和派与日本妥协的决心。12月9日、16日，两次在重庆与辩论。汪力主“和平”，而则力言：“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5］，见说服无望，与12月18日自重庆出逃，企图经越南河内，转赴香港，与日本谋和。日本原来态度顽硬。193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骄横狂妄地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11月3日，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放软调子，声称“国民政府果能放弃过去之指导政策”，则日本“当亦不予拒绝”。12月22日，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以甜蜜的语言提出“互相善邻友好”等“三原则”，企图诱引抗战阵营中的动摇分子。立即发表《艳电》，拥护近卫声明，要求把握“不可再失之机”，则逐条揭露近卫的“三原则”，号召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国策，“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6］傀儡组织三出逃河内，路经云南昆明时，曾与云南省主席龙云两次长谈交底，龙云不仅支持等出逃，而且同意其降日计划。在军统谋刺未成后，龙云不仅派人慰问，而且出款资助。此后，龙云一面敷衍重庆国民政府，一面则潜通日本和，联络西南反蒋势力，待机发动，改变抗战国策。⑥龙云成为与山西阎锡山同时存在于抗战阵营内部的待爆弹。这样，重庆国民政府就面临着外有强敌，内有反侧的艰危局面。幸赖重庆国民政府和，掌控、得宜处理，的出逃未能引发出更大、更多的连锁反应，龙云、阎锡山等也未敢公然叛变，一直保留在抗战阵营内部。
三、日军进占贵州独山，威胁贵阳、重庆，美、英、苏准备撤侨
1944年4月，日军调集当时在中国战场上的主要作战部队，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拔除建设在中国南部、可以空袭日本本土的盟国机场。在此后的七八个月时间内，日军先后侵占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大片土地和140多个城市。攻克中国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其间，最为艰危的是11月间的桂柳会战。当时，日军攻入作为中国抗日大后方的广西。为了保卫桂林，集中了“最新、最良之武器与器材”，但不幸与日军交战不到两日，即告失败。被认为是“抗战以来未有之败绩”。他本来设想，日军会到此为止，但日军并不停步。11月24日，日军占领南宁。
12月2日，进一步攻克贵州南部的重要战略基地独山，这就使省会贵阳受到威胁，重庆因之震动。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将领魏德迈向提议，如贵阳失守，准备迁都昆明。答称，对此问题绝未考虑。［7］当时，中国军队的精锐集中于在缅甸北部的远征军战场，他已征得美英联合参谋团同意，拟从中抽调两师归国增援，不过，由于天气不良，空运困难，英军统帅蒙巴顿又提出抗议，使得的这一计划无法实现。他在日记中慨叹：“情势至此，前途等于绝望，苦痛悲惨，未有如此之甚者。”①的计划是，如日军继续进攻，则放弃贵阳，固守乌江，等待来自东、北、西三方面的主力部队集中，再图反攻，其日记称：“若至最后绝望之时，乃坚守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策略既定，自感“精神倍觉奋发”。这时，的意志出奇地坚定。12月4日，魏德迈再次向★★询问政府迁离重庆的准备情况，答称：“此为中华民族历史与民族志节关系，不能讨论。余虽被敌在渝包围，亦决不离渝一步。”魏德迈表示，你既然不离开重庆，我也不离开你，愿与蒋共患难，但他不以蒋的死守重庆为然，劝蒋“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能不注重现实。”仍然不为所动，在日记中写道：“彼并未了解中华民族杀身成仁之传统精神也。”
②当日，他核定《贵州作战大纲》，数次与奉命到贵阳指挥的何应钦，自河南来援的汤恩伯等将领通话，反复叮咛，虽“自觉琐碎，但总使此心之安，而不致前方偶有疏失耳”！在重庆的各国使馆可不像那样镇定。12月4日，得悉，驻渝美国使馆将于第二天下令撤退在渝侨民，这将严重动摇中国的军心、民心，十分意外，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民族之浮躁，不顾联盟利害及其对我战局之影响如何，思之沉痛，益感交友之难也。”他立即命宋子文与美国驻重庆使馆交涉，撤销此举。继美国使馆之后，英国驻重庆使馆也准备下令撤侨，苏联使馆则准备与英国使馆一致行动。这使更为痛心，日记云：“呜呼！所谓盟邦，所谓友军者，其推波助澜，不惟对我失败与困迫之时不稍加协助，凡不急要之举于彼无害者，而亦不愿疑为顾及，任令我民心更为动摇，社会更现恐慌也。”又云：“情势至此，诚历人生未有之奇难矣。寒天饮冷水，点滴在心头。世之子孙，若不知自强自立，何以湔雪此恨也。”他立即命人和英、苏两使馆联系，中国政府负责保证其安全，两国使馆表示暂不撤退。③豫湘桂战役中，日军远离后方基地，深入中国西南腹地，实行远距离进攻，千里奔波，消耗过度，至进入贵州，兵力不足，已成强弩之末。独山沦陷后，中国军队迅速反击，日军决定后撤。6日，中国军队收复独山北面的八寨。当日夜，收复三合。8日，收复独山，日军退出贵州。中国军队继续追击。13日，克复广西南丹。
14日，日军反扑，双方在广西车河一线对峙，战局遂趋于稳定。日军侵占贵州独山意味着侵略势力攻入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根据地，这是中国抗战的又一个艰危时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报告，如果日军继续西进，中国必然垮。［8］12月9日，在《反省录》（《日记》1944年）中写道：“八年以来抗战艰危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然而自信心如常，毫不觉有危险。即使敌寇深入贵阳，自信可从此转败为胜，亦不受中外逼迫形势恐慌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