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日记带翻译精选7篇


mayibefirmandresolute!mayibekind,compassionate,andfriendly!mayibehumble,calm,quiet,unruffledandserene!mayiservetobeperfect!mayibeperfecttoserve!愿我能坚决勇敢,有毅力和恒心。愿我能仁慈、友善、富有同情心。愿我能谦卑、宁静、沉着、安详。愿我能迈向完美的道路,而且能完善地服务别人。每日一记,下面是小编的小编为您带来的英语日记带翻译精选7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同学。

英语日记带翻译篇一

英语世界对中文法律的系统英译盖滥觞于小斯当东(GeorgethomasStaunton,1781-1859)于1810年翻译出版的英文版《大清律例》(tatsingLeuLee;BeingtheFundamentalLaws,andaSelectionfromtheSupplementaryStatutes,ofthepenalCodeofChina)。1815-1823年间,比小斯当东仅年幼一岁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完成鸿篇巨制三部六卷本《华英字典》,其中的《五车韵府》(1819)对中文法律词语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屈文生,2010:79-97)。本文拟考察的重点不在于早期中文法律词语的英译情形,而在于早期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状况。对于英文法律词语传播至华的主体,文章的主要考察对象亦不在于诸如马戛尔尼(GeorgeLordmacartney,1737-1806)、老斯当东(SirGeorgeLeonardStaunton,1737-1801)、阿美士德(williampittamherst,1773-1857)等早期外交使节及商人,而主要在于19世纪中叶前后的来华传教士。如果说19世纪中叶前后的传教士在“中法西传”中发挥了桥梁与纽带的作用,那么他们在“西法东渐”中则扮演着更为重要的传播者甚至是布道者角色。早期西方法律词语的中国化及其“跨语际实践”过程实现,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华所编、所译、所著的各类书籍介质。1839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1804-1889)和四川人袁德辉节译出《滑达尔各国律例》,是文盖为的英文法律著作汉译之嚆矢,并在日后被收录于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十三(王维俭,1985:58-62)。及至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1827-1916)译出《万国公法》,西方法律词语的一部分明显进入了汉语语言之中,并成为当时乃至今日中文法律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近代中文法律词语或话语体系至此还远未形成。自西徂东的法律词语除大量见于《滑达尔各国律例》和《万国公法》等主要由传教士完成①的译作外,还散见于传教士亲纂的双语字典、创办的报刊及撰写的文字作品之中。一、传教士字典与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在19世纪中叶传教士编著的众多字典中,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1796-1857)的《英汉字典》(1847)和德国籍传教士罗存德(w.Lobscheid,1822-1893)的《英华字典》(1866),最值得关注。单就英文法律词语汉译(而非中文法律词语英译)的课题而言,其他传教士字典的研究意义则要稍逊一筹。比如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大体上属于汉英词典(特别是其中的前两部,即《字典》和《五车韵府》),因而最好作为汉译英研究的史料,而非英译汉研究的脚本。马礼逊于1828年出版的《广东省土话字彚》(aVocabularyoftheCantonDialect)也属于汉英性质的辞书,它们不同于前述麦都思、罗存德等人编纂的由西向东式英汉词典。马氏辞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们是中西初遇时中译英水平的忠实记录者,成为早期词汇交流中由中向西的重要载体。是故,在做英译汉研究时,马礼逊汉译英式的《华英字典》和《广东省土话字彚》均似无需过分着墨。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1841年编纂的《广东省土话文选》(aChineseChrestomathyintheCantonDialect)、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1812-1884)于1842年在澳门出版的《拾级大成》(easyLessonsinChinese;orprogressiveexercisestoFacilitatetheStudyofthatLanguage;especiallyadaptedtotheCantonDialect,macao)和1844年出版的另一本辞书《英华韵府历阶》(anenglishandChineseVocabulary,intheCourtDialect)均意在帮助外国人学习中文。以《英华韵府历阶》为例,它最初意在用拉丁字母为一批日用词汇标记官音,使外国人能掌握官话,方便他们到新开放的口岸与当地人交流,因为广东话在这些地方是不通行的(程美宝,2010:90-91)。它们的编纂目的因而主要在于解释或标记中文,而不在于将承载英语国家观念、制度、文化的词语翻译成中文,因而亦可不作重点研究。为使读者能对麦都思《英汉字典》和罗存德《英华字典》中的法律英文的汉译情况有一个大致的、直观的了解,笔者从上述二书中摘取数例,见表1。相较而言,罗存德的字典因出版在后,所以它较麦都思的《英汉字典》收录的法律字词更多,解释也更为精细和准确。收词方面,以bankrupt为例,前者收录了与bankrupt直接相关的诸如bankruptcy(theactofbecomingabankrupt/倒行、倒灶、败盆)以及bankrupt-law(折本律例)等词条,而后者则未收录这些相关词语。再以law为例,罗存德的字典中新增了与该字有关的若干词语,如divinelaw(上帝之法)、humanlaws(人法)、municipallaw(民法/民例)、lawsofnature(性之法)、criminallaw(刑例/刑法)、ecclesiasticallaw(圣会律例)、commonlaw(通行之例)、statutelaw(律例/所书之例)、mercantilelaw(通商章程/通商法律)、lawofnations(公法/万国通行之法)、themosaiclaw(摩西之律例)、ceremoniallaw(礼/礼仪)、doctoroflaw(律法博士)、topervertthelaw(枉法)、law-maker(设法者)等。而诸如tort这类常见法律术语,麦氏的字典根本未加收录,但在罗氏的词典则可查到此字。解释方面,以bigamy为例,罗氏的字典已明确将其译成达意的某种犯罪——“双室之罪”,离今日通用的“重婚罪”已是一步之遥。还要注意的是,从表1来看,麦都思早在1847年的《英汉字典》中就已将law译成“法律”(虽然二者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尚未确立),更早的,在马礼逊《五车韵府》中,即可看到law与“法律”的对译(morrison,1819:146)。可见“法律”并不是一则“外来词”(高名凯、刘正埮,1958:131),准确地说,中日“书同文”的“法律”二字只是借清末大规模的日本法律译介和法律新词的输入,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并被广泛使用,进而与英文词语law正式确立了一一对应的关系。此外,上述两部词典中也有部分英文法律词语找到了汉语中的对应词,而且这种对应关系得到了后世学者、字典及书籍的认同,并一直传承到了今日。如witness(证人)、bribe(贿赂)、plaintiff(原告)、defendant(被告)、testimony(证言)等。当然这些词语的对应早在马礼逊的《五车韵府》(1819)中即已确立。(屈文生,2010:95)#p#分页标题#e#二、传教士报刊与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也是早期英文法律词语汉译的重要载体,其中,《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monthlymagazine)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andwesternmonthlymagazine)尤其值得一提。前者被认为是已知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它主要由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milne,1785-1822)于1815年8月5日(嘉庆乙亥年七月初一)在马六甲创办;后者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F.a.Gützlaff,1803-1851)于1833年7月在广州创办(1837年后出版地迁至新加坡),并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内地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刊登的政法类文章较少,米怜曾自称该刊“所载论说,多属宗教道德问题,天文轶事传记政治各端,采择甚寡”(宁树藩,1982:65)。但该杂志曾连载前述麦都思撰写的《地理便童略传》(GeographicalCatechism)文章,对英美两国政治和司法制度有些许介绍,故涉及不少法律词语;该文于1819年单独出版,共21页,用作小学生简明教科书(熊月之,1994:115-116)。现择其要者,对文内法律词语的中译名列表分析如下,材料主要来自熊月之先生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从上表可知,《地理便童略传》保存了早期中文法律译词的形态,但它们大多尚未定型;传教士在翻译上述词语时,多采用“归化”译法,以贴近当时的中文习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世代公侯”“乡绅世家”“乱拿”等译词即为例证。“总理”二字看似熟悉,但笔者认为它并非是今日primeminister或premier的译词②,而是president一字的翻译;关于这一判断可从如下引文判断得出:“花旗国之朝廷,略像英吉利之朝廷,都有两大会,治理法律、粮税等事,惟花旗国无王,只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期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熊月之,1994:116)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相比,《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刊登的涉及政治与法律的文章较多。王健教授认为,《东西洋考》是最早将世界各国的国情、政治和近代西方的法治思想、司法制度和监狱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重要文献;它为考察与研究近代以来西方法律的概念、术语、思想和制度传入中国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路径(王健,2001a:40)。刊物中刊登的不少词语与《地理便童略传》中的相似,但又不尽相同,译词体现出演进与变化的特点。除表3中的文章涉及法律词语,1838年戊戌四月号的《论刑罚书》、五月号的《侄答叔论监内不应过于酷刑》、七月号的《侄答叔书》、八月号《侄奉叔》、九月号《侄复叔》等文章,多触及清朝刑罚残酷的弊端,因此也值得细查。通过以上表格,我们发现,在若干早期英文法律术语汉译中,不少英文法律词语在最早翻译成中文时,曾有多个不同的汉语译名。比如president有“总理”“首领主”“统领”等译法。实际上,在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等文献中还被译为“伯理师天德”⑤,在下述《万国公法》中又被译为“伯里玺天德”(何勤华,2003:50),此外还有诸如“民主”(取万民之主的意思)“国主”“酋”“长”“酋长”“大酋”“头目”“监督”“头目”“尚书”“正堂”“天卿”“地卿”“(花旗合部)大宪”“头人”“邦长”“总领”“大统领”“皇帝”“国君”“国皇”“伯理玺天德”(熊月之,1999:58-61)及“伯理玺”等译法。再以juror一词为例,它有诸如“有名声的百姓”“副审良民”“批判士”等不同译法。这还不是全部,它实际上还有如“乡绅”“衿耆”“有声望者”“绅董”等译法。(胡兆云,2009:46-50)三、《滑达尔各国律例》与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出于“制夷”的需要,“天朝大吏”林则徐于1839年奉差赴粤查办烟案,期间在广州组织节译了瑞士法学家滑达尔(emerichdeVatell,1714-1767,今译“瓦泰尔”)的国际法著作——《滑达尔各国律例》(theLawsofnations,orprinciplesoftheLawofnature,appliedtotheConductandaffairsofnationsandSovereigns,1758年出版),它是最早翻译到中国来的国际法,比《万国公法》早25年,林则徐因此成为晚清最早的一位翻译赞助人(王宏志,2011:49,51-52)。节译部分的译者是伯驾和袁德辉,总字数不到2000字⑥,有学者认为林则徐请伯驾翻译依据的是滑氏著作的法文版,而袁德辉重译和增译依据的是该书英译本,理由是滑达尔国际法著作原为法文,袁德辉“不谙法文”而伯驾“精通法文”,但王维俭先生认为,“可以确凿无疑地断定不论伯驾还是袁德辉均依据英译本。而且是奇蒂(JosephChitty)的英译本”(王维俭,1985:63)。还需指出的是,美、中两位译者翻译的实际是同一国际法文本中的同一个片段,尽管他们在对源语及目的语的处理和取舍上确有差异,袁德辉增译了一小节。笔者按图索骥,分别查阅了《滑达尔各国律例》(光绪二季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的中译本和奇蒂的英译本(Vattel,1833:38,171-172,291-292)。现将典型的法律词语包括短语列表如下:从上表可以发现,作为已知最早的法律翻译作品,《滑达尔各国律例》中使用的译词不少传至了今日,成为今天通用的译法;上述某些英文词语基本上与中文法律词语建立了“词词对应”关系,这其中典型的有“law/法律”“confiscation/充公”“smuggling/走私”“export/出口”及“makelaw/立法”等。这恰如挪威汉学家鲁纳所言,伯驾严格依据当时的汉语以及瓦泰尔著作的原意和语言,创造了一种勉强能为当时的中国读者理解的“混合式”(hybrid)语言。而袁德辉发现伯驾的语言不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就在伯驾文本的基础上,将他的译文改造为更接近中文习惯的文本。袁创造了一些表达核心概念的语义上的新词,并使整个观点都简化和中国化了(鲁纳,2000:309)。若以信息为取向的翻译视角来看,或许伯驾与袁德辉的译本均已接近达到了林则徐组织翻译该法的目的。#p#分页标题#e#虽然我们尚不能直接证明汉译法律词语在这一时期的传承情况,但种种间接证据指明,上述二位译者在翻译《各国律例》时极有可能参考了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王维俭先生的文章指出,袁德辉曾从北京出发,专程赴广州购买过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王维俭,1985:67);而据裨治文发表于《中国丛报》的《鸦片贸易危机(续)》(Crisisintheopiumtraffic)一文,林则徐在虎门接见美国商人经氏(C.w.King)和他时,曾直接提出索要地图、地理书和别种外国书,特别是一套完整的马礼逊编字典(morrison’sDictionary)(Bridgman,1839:76)。林索要字典全本之时正值其委托伯驾翻译滑达尔著作之际,由此可判断他们完全可能参考了马礼逊的字典。(王健,2001b:110)仔细翻阅马礼逊《华英字典》之《五车韵府》,我们发现“夹带”“漏税”“走私”对应的均是tosmuggle(morrison,1819:388,768,795),再对照《滑达尔各国律例》中两位译者对于smuggling的翻译,发现它们是一致的;一个严肃的译者常会认真查考以前的译本以吸取其中的优势,基于这一朴素的判断,我们有理由认为,法律译词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沿用或传承。另,上述麦都思的字典(第1186页)中将tosmuggle也翻译为了“夹带、漏税、走私、逃抽”,足见部分译词的传承至此并未断裂。就《滑达尔各国律例》所译片断而言,它们“给读者留下的仅仅是有限而艰深的印象”(鲁纳,2009:80);它们对于下述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的影响不甚显著。但正如鲁纳所言,伯驾和袁德辉的译文之所以意义不菲不是因为他们对后来的中文国际法语言和逻辑产生的影响,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原创性以及他们在国际法翻译这一跨文化的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鲁纳,2000:309)四、《万国公法》与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与麦都思、罗存德、伯驾和袁德辉等人简单的、片段式的译介相比,丁韪良主译的惠顿(Henrywheaton)著《万国公法》(1864年)则有系统地创造了一套与国际法上主要英文法律术语相对应的汉语译词,是一件“非同小可的译事”。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万国公法》有张剑先生点校本(惠顿,2002)和何勤华先生点校本(惠顿,2003)两种,围绕该书的论文和专著已有不少,比如《<万国公法>与清末国际法》(何勤华,2001)、《<万国公法>的几个问题》(张用心,2005)、《1864年清廷翻译<万国公法>所据版本问题考异》(王开玺,2005)、《关于丁韪良译介<万国公法>的几个问题》(吴宝晓,2009)和《“万国公法”译词研究——兼论19世纪中日两国继受西方国际法理念上的差异》(赖骏楠,2011)等,还有马西尼(1997)、王健(2001)、刘禾(2009)、林学忠(2009)、崔军民(2011)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或文章多从宏观、中观层面分析了《万国公法》的翻译与引进之于近代中国政治、法律、外交及战争等问题的影响。而从微观上,列举全书中典型法律词语汉译的作品,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尚不多见。需要说明的是,《万国公法》的点校本共计262页,但这里限于篇幅,只能截取部分加以考察。“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通过分析上表,我们发现丁韪良创造了不少法律术语。马西尼的研究认为,丁氏创造的法律术语有诸如半主、动物、公法之私条、公使会、过问、离婚、民间大会、民主、判断、权、全权、人之权利、上房、首领、特权、下房、信凭、义务、债欠、掌物之权、植物、自护、总会等(马西尼,1997:188-274)。何勤华教授考证后则认为,丁氏创造的法律术语概有下列24个,如万国公法、性法、公师、法师、、权利、责任、法院、人民、国体、赔偿、自治、限制、章程、邦国、政治、选举、司法、争端、国会、制宪、领事、利益、管辖等(何勤华,2001:142-143)。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统计还有待挖掘,将丁氏创造的法律术语,分门别类地分析可使研究变得更加深入和有说服力,比如“沿用至今的”与“已被淘汰的”;“归化的”与“异化的”“;逼真的”与“失真的”等等。对此,笔者将另撰文予以论述。丁韪良的翻译显然受到了中国文化不小影响,以致其部分译文出现了“变异”或“失真”。比如他将“alegislativepower/ajudicialpower”(立法权力机关/司法权力机关)一概译为“君”。而这一简单化处理,无疑使当时的读者误以为君力不受限制有正当化的理由,进而具备国际法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他将law和positivelaw一概译为“律法”,则可能会使法的科学分类不易被人们察觉。将citizen译为“庶民”、obligations译为“名分”也属这一范畴。还有一对有趣的例子,丁氏在翻译realproperty与personalproperty这组词语时,将前者译为“植物”后者译为“动物”。后来,可能它与表示animal的“动物”相同,在和制法律新名词的影响下,property不用“物”而用“产”来翻译。所以这种对应关系出现不久就被两个日语汉字词汇“动产”“不动产”所取代(张璐、赵晓耕,2009:81)。词语由于能指和所指结合而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意义(俞江,2008:6),但由于能指与所指、所指与所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致使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无法固定下来“,植物”与“动物”因而终究未在法律语言中被确立。有学者认为,同治年间中西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的改善构成了启动《万国公法》翻译工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向中国介绍国际法,能够引导中国自觉地遵守刚签订的条约,从而使条约上的权益现实化,这要比使用武力的强制手段远为高明(赖骏楠,2011:4)。但实际上,这可能并非是丁氏翻译《万国公法》的真正动力。西方在当时也不乏有人将丁韪良看成是制造麻烦的人,法国使馆代办哥士奇(michel-alexandreKleczkowski)曾抱怨:“有人想让支那人窥探我们欧洲国际法的秘密,这人是谁?杀死他,绞死他;他会给我们带来无数的麻烦”。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一译“威廉士”)则担心,把国际法引入中国,会刺激中国人达到西方的法律水准,从而找到废除譬如“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的法律依据(刘禾,2009:165)。可见不少外国人对译介国际法到中国可能带来的后果是非常担心的。#p#分页标题#e#不过,令卫三畏等人“稍感安心”的是,中国历史上系统翻译与引进之第一本西方法学著作的《万国公法》,似乎并没有让中国立刻找到普世价值的存在;天朝并未将国际法利用为保护国家权益的法律武器;甚至连国际法用语在中国的传播也未产生即刻的影响。倒是我们或许应当注意到这一点:《万国公法》的翻译帮助我们创设了一批近代中文法律词语,它之于现代中文法律词语的形成与传播意义在于,它使得部分重要法律新词不但从英语世界进入到了汉语世界之中(特别是“”“权利”等极为重要的法律新词皆通过《万国公法》进入汉语),而且它们中的一部分还最终成为今日通用的法律词语,而这有助于缓解法学家、史学家和翻译家们的现代性焦虑和文化不自信。此外,《万国公法》中的这些新词和衍指符号还第一次在两个不同的语言和知识系统,以及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话语之间,建立起了初步的虚拟对等关系,并构成起码的可译性。(刘禾,2009:147)五、结语《万国公法》的出版只是揭开了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的大幕,这一时期之后诸如法国人毕利干、中国人汪凤藻及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和李提摩太等人的作品以及谢清高著《海录》(1820)及比这一时期更早的《澳门记略》(印光任、张汝霖著,1745-1751年间成书),均在近代法律词语的形成过程中起到过较大的影响。它们发挥的介质作用理应被深入挖掘,但限于文章旨趣在于考察19世纪中叶时期传教士汉译法律词语的形态,故不展开。从19世纪上半叶前始至20世纪初期止,近代法律词语汉译的主力一直是以传教士居多的外国人,而国人仅扮演着“配角”的角色。该时期的法律翻译策略与路径亦明显有别于自1902年晚清“变法修律”以降的翻译策略与路径。1902年以降,和制法律新名词大规模传入中国,但在这以前,传教士与部分本土译者始终未放弃自创译名的努力,虽然他们的付出与回报似乎未成正比,但却无疑已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英语日记带翻译篇二

与王紫菲的pK很低调

随着记者会现场一阵掌声和“啪啪”响起的快门声,温总理出现了。

“咦,总理身边的翻译换人了!”一位记者先发现了,并小声地说了一句,大家顺着她的视线看去,果然,坐在总理左侧的翻译不再是费胜潮,而是一位美女翻译官。

“人或加讪,心无疵兮。”(myconsciencestaysuntaintedinspiteofrumorsandslandersfromtheoutside.)“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Fortheidealthatlholddeartomyheart,idon'tregretathousandtimestodie.)

想把温总理引用的古诗词生动地用英文表达出来实属不易,可唯有张璐,用她条理清晰、独具匠心的翻译震撼了整个金色大厅,也让她成为中国面对世界的一道美丽风景。时而凝神、时而微笑,她在庄重严肃的时刻能够保持这份淡定,才气纵横的范儿蓄势待发。

同样是记者会,同样是面对众多国际媒体,同样是美女,人们不禁想起了2009年年末的王紫菲,这位上海交大的美女研究生在奥巴马演讲会上“一脱成名”,而事后却证明是网络推手精心策划的一次炒作。而张璐不同,她身上的宝蓝色衬衫与黑色西裤毫不哗众取宠,甚至在中外媒体的特写镜头对准她时,她依旧保持着职业化的微笑。在央视摄影师镜头的偶然捕捉之下,张璐,这个知性端庄的女性,顷刻间成为家喻户晓的红人。

翻阅过去7年总理记者会的文字材料,从2006年至2009年,总理的翻译是费胜潮,在费胜潮之前的两年记者会上,均为女翻译协助总理参加记者会,而此次张璐的出现,是六年来首次起用女翻译。

一位美国记者说,要说张璐的外貌,当然出众,但也谈不上绝色;而她之所以能让众人折服,靠的是深厚的中国诗词修养和绝佳气质,毕竟能准确地翻译出中国诗词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在现场短短数秒的时间内。

这位被网友猜测“自幼饱读古诗词”的神秘才女,到底有着怎样的专业背景?记者了解到,张璐是外交学院国际法系1996级学生,2000年才毕业。这位1977年出生的女孩不仅有着端庄典雅的外貌,而且天资聪慧,曾在伦敦一所大学学习外交学专业,并且拿到了硕士学位。张璐毕业后进入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现在是该处副处长,是主席、总理的首席翻译。

据外交学院的老师介绍,外交部翻译室目前大约有50名翻译,英语和法语翻译人数最多。想进外交部翻译室,基本都得进行翻译方面的“魔鬼训练”,所以外界看外交部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官僚气,都带着不少书生气,张璐也是这样,显得“很淑女”。

同声传译一职要面临巨大的压力,特别是为总理做翻译更是关乎国家形象。温总理喜欢引经据典众所周知,要在短时间内将中华文明最浓缩的经典语句翻译成英语,难度可见一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之外,还有“华山再高,顶有过路”,“行百里者半九十”,“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些古典诗词,由于中文和英文的文化背景差别很大,其中深刻的文化内涵很难在翻译中体现出来,一般都只能翻译大意。不过这并没有难倒美女张璐,她如同武林高手一般招招化解。

所有的成功都离不开勤奋和努力。张璐的同事透露,她在给学生作讲座时曾说过,自己常常加班到凌晨两点,每天还要听BBC、Voa、Cnn,做笔记,看《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等。有一次跟随李肇星在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上,张璐一天之内做了12场翻译。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张璐和同事一起,承担了国新办每天举行的新闻会的翻译工作。

总理翻译原是平民女孩

3月22日,凤凰网的“锵锵三人行”以翻译为主题,邀请德国汉学家顾彬与著名文化人梁文道谈论翻译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他们三人的话题从“两会”红遍网络的温总理女翻译张璐开始。梁文道奇怪的是一位女翻译何以让网友追捧得热火朝天,三人一致认为这是因为她把温总理讲话中的中国古诗词翻译得非常到位贴切,抓住了一次让中国文化精髓向世界展露的机会,让世界知道,除了《时代》周刊2009年度人物群体“中国工人”外,中国还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之风骨。

一时间,美女翻译成了令人关注的新闻人物。而网上有关张璐的博客、资料以及外交部翻译等,都被网友热搜,以期更深入地了解她的一切。

日前记者经多方打听才知道,张璐是位山东女孩,她的妈妈曾在济南市中心医院工作,爸爸是铁路职工,目前均已退休,张璐是家中的独生女。记者来到他们住的医院家属院,发现院子里的小楼是上世纪60年代的简易居民楼,分左右两个楼道,楼道狭窄。这种房子是过去那种带厨房过道的房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看来张璐是个地地道道的平民女孩,与先前网友猜测她“出身名门”完全不符。

对于女儿突然在网络上走红,张妈妈表示有些意外。她说张璐其实只是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张璐平时就很低调,从来不愿谈太多自己的事情,她很尊重女儿的意见。就如同女儿喜欢外语,她一直都很尊重女儿的选择,从来不会干涉张璐的兴趣。

张妈妈说,女儿现在因为工作忙碌很少有空回家看看,母女间通过发短信、打电话的方式交流。“这次给温总理记者招待会当翻译,也是一次普通的工作,我相信她不会因为网友的关注而沾沾自喜,她能把各方面的评价处理好。”张妈妈说,她不想多谈女儿的情况,并对记者和网友们对女儿的关注表示感谢。

其实,大家如今看到的那个沉静优雅的女高翻,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显现出她不凡的个人魅力。无论读小学或初中,张璐的成绩都非常优秀,但并不是那种“读死书”的孩子。焦勋和是张璐的初中班主任,他告诉记者,张璐在初中时不仅是班长,还兼着英语课代表。

高挑秀丽的张璐给焦勋和最深的印象就是特别有灵气,不仅学习好,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也很强,多次被评为市级优秀学生干部。因为张璐唱歌不错,在学校的大型活动上,她还担任过领唱。初中毕业时,因为张璐学习成绩优异且综合素质高,她成为全校唯一被保送到省实验中学的学生。

回忆起和张璐认识的情景,她的高中同学李女士觉得张璐特别有气质,还很随和。俩人第一次见面时,张璐主动和李女士说话,后来两人成了好朋友。

在高中,因为个子已达到1.7米,高挑的张璐座位被安排到班上的后几排。同班同学刘刚两三年前就在电视上看到过张璐,他感觉这些年张璐的形象没有太大变化,一直都很有涵养和气质。因为张璐长得比较秀气,当时还被同学们私下评为“班花”。

在同学眼中,张璐不仅是美女,还是一个才女,当时,张璐就已在外语学习方面展现出天赋。她的英语成绩在班上一直很好,上英语课时,张璐经常被老师叫起来读范文。平时,张璐也喜欢看英语报纸和杂志来加强外语阅读。1996年,张璐被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录取,2000年毕业后因兴趣改行做了高级翻译。

而在张璐的高中同学陈浩看来,现在张璐虽然身为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副处长,但“她还是原来的那个她”。陈浩反复强调:张璐是个很低调的人,她把自己现在的工作看得很平常,不会大张旗鼓地去宣传。

在陈浩对张璐的简单描述中,透露出张璐现在紧张的工作状态:每年能回济南的时间少之又少,春节回来也只是和几个相熟的同学小聚,“时间很短就走了”。但陈浩表示,从前张璐对英语学习充满热忱,为人踏实稳重,现在也没什么变化,还是原来那个她。

“高翻”是这样“炼”成的

像张璐这样被招进外交部的各校尖子生每年有200多人,通过半年的“魔鬼训练”及层层考试,最终只有4至6人能进入翻译室英文处。而他们要真正成为领导人的翻译,至少还需要5年以上的磨炼。

一天,一位前辈把大家带进一个房间,里面放着一台小电视,滚动播出英国BBC和美国Cnn两个频道的新闻。就在大家疑惑不解为什么一个电视机要不断地换台时,前辈发话了:“你们先听着吧。”几分钟后,前辈再一次发话:“现在你们把原话记下来。”他们一愣,原来是变着法考试,当底气十足的新人们拿起笔时,立马傻了,刚才听到的一句也记不住,两个台的新闻在脑海里不断地滚动,根本分不清哪是哪。大家这才理解外交翻译的要求:不仅要翻译功底好,而且还要有超强的记忆力,能在第一时间把过去几分钟内听到的话一字不漏地翻译出来,而这些,绝非一朝一夕就能练就。

在张璐看来,给领导人当翻译,首先要有较高的政治敏感。“翻译时要保持对原文的忠实,做到如实翻译。”她举例说,“在这次记者会上,温总理澄清所谓中国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傲慢’的传言时提到,‘……我从一位欧洲领导人那里知道,那天晚上有一个少数国家参加的会议……’因为我跟着总理去过哥本哈根,知道他指的‘那位领导人’是谁,也知道这个人的性别。但当时总理并未提及这位领导人的名字,所以我在翻译时也不能直接说出这个人的名字,甚至不能表明性别。英文里有男‘他’和女‘她’的区别,所以在翻译时,我选择用被动句式来表达。”

外交是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所以,翻译们除了平时学政治、学政策,注意从政治上去考虑翻译上的问题,还要了解领导人说话的意图。

2003年12月,外交部的翻译随同温总理的代表团去加拿大访问,当时温总理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打算有条件恢复加拿大牛肉出口中国。”这是当时加拿大人最关注的议题之一。但是,翻译却译成“当条件成熟时恢复加拿大牛肉出口中国”,结果,加拿大的农业部长就不停地问温总理:“为什么我们的条件成熟了,中国还是不同意?”事后经过反复解释,才弄清楚是翻译译错了。

张璐说,当一个好翻译还要了解领导人说话的意图,可以结合当时的语境去“巧译”。她说:“大家对我在翻译总理引用的古诗词时的表现给予了肯定。其实,古诗词翻译并不是我的强项,哪怕能再多给我一秒钟时间,我都能翻译得更加准确。”张璐认为,自己这次的表现,主要归功于平时的积累。“我发现总理最喜欢引用刘禹锡、王安石和屈原的诗词。所以,给总理当翻译时,要结合他说话的语境,知道总理在这个时刻引用古诗词是想要传达怎样的一种精神。这一点很重要。”

张璐在介绍自己在外交部的工作状态时说,“有点上学时的感觉”。每天要很早起床,要听BBC(英国广播公司)、Voa(美国之音)等充实自己。晚上回去要做功课,总结、回顾当天翻译的东西。有时候刚下飞机,时差还没倒过来,就被叫去,一翻译就是好几个小时,回来后全身酸痛,疲惫不堪,感觉像是被人痛打了一顿。不过,张璐也体会到其中的成就感,“尤其是给领导人当翻译,他们是我非常敬重的人,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幸福的事。”

和以前伴随领导人的那个内向的女孩相比,如今的张璐浑身散发出自信的光芒。俨然已经成为青年偶像的她,对于自己的突然走红也显得很是淡然:这不过是我的本职工作而已。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无他,唯手熟耳。这样一个知性、淡然、朴实的女子,怎能不美丽?

链接:外交部翻译室

英语日记带翻译篇三

今天终于到了桂林,我们吃过早饭后就出发去漓江。坐**船后,我们听着导游的讲解,观赏着风景。可是我发现漓江的水很脏,有很多人在那里洗衣服。我很气愤。

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很无聊我也很疲惫。

Finally,wearrivedinGuilin.afterbreakfast,wewenttoRiverLi.welistenedtotheguideandenjoyedtheviewsonboat.ButifoundthewaterinRiverLiisdirty,manypeoplewashedclothesthere.

ifeelangryandthetripbecameboringandexhausting.

英语日记带翻译篇四

august23,2021monday

itwassunnyandveryhottoday.igotupearlyandhelpedmyparentscookbreakfast.theniwashedthedishesandcleanedtheroom.afterashortrestididmyhomeworkinthemorning.intheafternooniwentswimminginthenearestswimmingpoolwithmyfriends.itwasreallycooltoswiminsuchahotday.isurfedtheinternetandreadastorybookintheevening.ireallyhadabusyandinterestingday.

今天天气晴朗比较热。我起得很早,帮父母做早饭。然后我洗碗打扫屋子。休息一会后我上午做作业。下午我和朋友去我家最近的游泳池游泳。在如此炎热的夏天游泳的确很棒。晚上我上网、看故事书。我今天很忙过得很有趣。

英语日记带翻译篇五

myaimistobecomeagoodcitizensoastobeabletorenderservicetothe(my)country.However,tobecomeagoodcitizenisnotaneasything.Hehasmanydutiestofulfill.thefirstdutyofagoodcitizenistolovehiscountry.Heisto(must)bereadytosacrificeevenhisownlifeforthecountry.Hisseconddutyistoobeythelawandhelpthegovernment(to)maintainorder.ifeverybodycandoso,thecountrywillberichandstrong(powerful).

我的志向是做一个好公民以便能给国家效力。然而,做一个好公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有许多责任要尽。一个好公民第一件责任是爱*家。他须准备为国家**自己的生命。他第二件责任是服从法律并且帮助*维持治安。如果人人都能这样做的话,国家必定富强。

英语日记带翻译篇六

mynativetownisX.wehavesettleddownheresincemygrandfatherwasachild.inotherwords,myfamilyhaslivedhereformorethanonehundredyears.

itisasmallvillage.thereareaboutonethousandofthemarefarmers.themodeoftheirlivingisverysimple.However,theyhavealreadypossessedtelevisionsetsandrefrigerators.theymadeuptheirmindstoliveamodernlife.

我的故乡是X。我们自从祖父是小孩时,就定居在此地。换句话说,我们家人在此地已经住了一百余年了。

这个小村庄。居民大约有一千人。他们大部分是农夫。他们的生活方式很简单。然而,他们已拥有电视和冰箱。他们下定决心要过一个现代的生活。

英语日记带翻译篇七

清明节,放假三天。我和妈妈决定去河西踏青。

QingmingFestival,threedaysoff.mymotherandidecidedtogotoHexiforawalk.

那里的空气清新,马路干净。河边,绿树成茵,桃花粉红,河水清澈见底,风景真美。顺着河沿沙滩走,我看到有三位叔叔在钓鱼。我问妈妈我们能不能钓鱼,妈妈说我们没有钓鱼杆,我只好去玩堆沙堡了。

theairisfreshandtheroadisclean.Riverside,greentreesintothegrass,peachpink,clearriverbottoms,beautifulscenery.walkingalongthebeach,isawthreeunclesfishing.iaskedmymotherifwecouldfish.mymothersaidthatwedidnthaveafishingrod,soihadtoplaysandcastle.

一会过去了,我觉得无聊,我拿起妈**电话打给弟弟,让他过来陪我玩。弟弟过来后,我们就开始玩滑滑梯,还有攀绳,不一会儿,玩得满头大汗。

afterawhile,ifeltbored.ipickedupmymothersphoneandcalledmybrothertolethimcomeandplaywithme.whenmybrothercame,webegantoplaywithslidesandropeclimbing.Soon,weweresweating.

时间过的真快,要回家了。今天真是个快乐开心的节日,我还想再去河西玩。

timeflies.itstimetogohome.todayisreallyahappyholiday.iwanttogotoHexiagain.